1943年，墙头目睹日军对村妇的惨绝人寰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八十多年过去，我依然无法忍受那股烧焦干草的气味。每当那刺鼻的烟雾侵入我的鼻腔，这把已经快要散架的老骨头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。眼前的景象在瞬间失去色彩，所有的光影都迅速消逝，只剩下1943年那个闷热得令人窒息的三伏天，还有那堵长满青苔的老土墙，以及墙根底下渗进黄土的暗红色血液。那个夏天，我十三岁，在村里大家都叫我黑子。对于太平的日子来说，十三岁的男孩或许还是个依偎在父母怀里的孩子，但在那个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血腥味的年代，我却学会了在尸体堆里找食物，听见村口铜锣声就往山沟里逃命。

然而那一天，我们未能逃脱。日军的进村毫无预兆，以往他们扫荡时总是先从大路过来，扬起漫天的尘土，村里的哨兵能提前半个小时鸣警。但在那个清晨，浓雾弥漫，整个村庄被笼罩得严严实实。几声沉闷的枪声和军犬的狂吠突然在村后响起，当大人们惊醒时，穿着黄皮子军装的日本兵已经端着明晃晃的刺刀，堵住了村前村后的道路。

我父亲去世得早，母亲则是个裹小脚的瞎眼女人。枪声响起时，我正在院子里喝稀粥。隔壁春花嫂子踹开我家的柴门，连滚带爬地冲进来，压低声音对我喊：“黑子！鬼子进村了！快把你娘往地窖里藏！”春花嫂子年方二十，刚刚嫁到村里，还怀着三个月的身孕。她平时对我最好，家中有好吃的总是给我留一口。那时我早已惊慌失措，手中的黑瓷碗掉落，摔得粉碎。等我费力地把母亲塞进一个只能容下她一人的枯井，并盖上伪装的破木板时，外面的惨叫声已经此起彼伏。

春花嫂子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手心出满了冷汗，冰冷刺骨。“走！去村东头的废祠堂，那里墙高树多！”她拉着我就往那边跑。在逃命的路上，我们碰到了王二婶与她的女儿小杏。王二婶四十多岁，以泼辣著称，而此刻她紧紧抱着十四岁的小杏，浑身颤抖得像筛糠。小杏和我小时候一起玩耍，梳着两条大麻花辫，此时却因恐惧而连哭声都发不出，只是死死咬着嘴唇。

我们急忙冲进废弃的祠堂。祠堂后院有棵巨大的老榆树，巨大的树冠和茂密的树叶恰好可以掩护我们。“黑子，你会爬树。快上去，藏在树上别出声！”王二婶猛地推我一把，我几乎摔倒。 “你们呢？”我带着哭腔问。王二婶指着祠堂的供桌：“我们躲在下面。无论听到什么，一定要保持安静！”她的眼神中透露出我从未见过的坚定与绝望。

我爬上了老榆树，粗糙的树皮在我的大腿上划出血痕，但我毫无感觉。像只受惊的壁虎，我紧贴着树干，从树叶间隐约能看到祠堂全景。就在我藏好之后，破旧的木门被猛踹而开，五名日本兵冲了进来。我至今都能清晰回忆起他们的模样：那种带有四片布的战斗帽，军服沾满泥土和血迹，领头的矮胖兵士嘴角挂着胡子，提着一把带血的刀。

在烈日下，他们的脸颊通红，叽叽喳喳，像是一群刚刚撕咬猎物的野狗。院子里的东西在他们手中被肆意破坏，没过多久，里屋的大殿也被踹开。让我毛骨悚然的是，我听到了女人凄厉的尖叫声。两个日本兵如同拖死狗般，拽着春花嫂子的头发，把她从大殿强行拉了出来。春花嫂子拼命挣扎，双手死死抓住地面，指甲崩断，身后留下鲜血印。随后，王二婶和小杏也被拽了出来。王二婶像是母狼一般，疯狂地攻击抓着小杏的士兵，同时骂骂咧咧。

矮胖的军官走上前，突然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王二婶脸上，鲜血瞬间从她嘴角溢出，整个人摔倒在地。军官看着倒地的女人们，随后发出刺耳的笑声，挥手指令，其余四名兵士立刻扑向地上的女人。春花嫂子绝望地尖叫：“我肚子里有娃，求求你们，放过我！”